何榮幸　九○一小組召集人暨台灣記協創會會長

一、緒論：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二、導火線：自立事件
三、行動團體：九○一新聞自主小組
四、過渡階段：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籌備委員會
五、雙重期待：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
六、戒慎前行：掌握契機站穩腳步
七、行動哲學：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行動與反思

一、緒論：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鬆散的讀書小組

　　這個原定以讀書小組型態進行的非正式媒體觀察組織，起源於聯合晚報 記者楊汝樁、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中時晚報記者郭淑媛等三人在長期討論 台灣媒體現況後，認為有聚集志同道合者共同展開媒體批判討論的必要，於 是由何榮幸邀請自立晚報記者彭琳淞、財訊雜誌記者陳玉華，在七月三日假
人性空間茶藝館舉行第一次聚會。

　　其後這個團體以約每兩週一次的頻率，廣泛比較台灣媒體對麥可．傑克 森來台、大陸華南水災等重大新聞的處理情形，並且討論民眾日報記者於一 九九二年底籌組工會失利（註一）等個案，希望從新聞工作者的主體性出發
，了解台灣媒體的現實處境與內部控制機制。

　　原本這個同儕團體計劃將每次討論共識形諸文字，在雜誌定期開闢媒體 觀察專欄，但因一九九三年底的縣市長大選逼近，這五位政治新聞記者都必 須巡迴採訪或密切報導選情，以致在三個多月後無法再保持定期聚會，最後
在十月中旬自然解散。

　　這個偶然興起的鬆散組織雖然無疾而終，但這五位記者日後卻在「自立 事件」爆發時重燃熱情，成為「九○一新聞自主小組」與「台灣新聞記者協
會」的核心成員。

新聞自主運動的條件

　　「文化流氓」、「製造業」、「修理業」仍然是社會各界對於新聞界最 常見的形容詞，即使連出現頻率最高的「無冕王」形容詞，也多少帶有對新
聞界敢怒不敢言的負面印象。

　　隨著社會各界繼續強烈要求開放電子媒體頻道，來自民間要求媒體自律 、重視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的聲浪逐漸高漲，新聞工作者必然開始反省媒體
內部編採自主權、工作權等切身問題，才能回應台灣社會快速變遷的節奏。

　　而社會各領域自主性的逐漸提昇，對於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反省亦形成衝 擊與激勵，只是與社會各領域相較之下，新聞界的自主、自律運動已經顯得
遲緩而已。

　　在社會進步的焦點已由「外部新聞自由」議題轉向「內部新聞自由」議 題（註二）時，前述偶然形成的讀書小組開始建構新聞工作者在媒體改革中
的主體性，並且確認新聞工作者自我反省的角色無可替代。

二、導火線：自立事件

「搶救自立」聲明

　　本已醞釀發起外界連署聲援的自立報系記者陳銘城，在七月十二日於監 察院記者室向何榮幸、郭淑媛、楊汝椿提及此構想，何榮幸等人表示贊同； 四人並於隔日與李瓊月、王幼玲、呂東熹、蔡慧琳等其他自立報系記者聚會
商談發動連署事宜，並擬就「搶救自立」聲明草稿。

　　這項跨媒體新聞工作者自發的社會行動隨即分別由學術界、文化界、新 聞界（媒體同業）、自立報系編輯部等四方面展開連署，在四天內獲得七百 多位各界人士（新聞工作者約佔四百位）簽名支持，並且於七月十九日假中
時晚報、自立晚報刊登廣告（註三）。

　　在串連各媒體記者進行連署的過程中，主事者認為有進一步評估連署成 效、思考後續動作的必要，因此非自立報系的何榮幸、楊汝椿、郭淑媛、張 瑞欽（民眾日報記者）、劉俊宏（公共電視記者）、陳香蘭（中時晚報記者 ）及自立報系的陳銘城、李瓊月、涂建豐、蘇正平（時為自立早報副總編輯
）等十人開始從七月十六日起展開每週一次的定期聚會。

　　這項跨媒體新聞工作者的組織性連結，從「搶救自立」聲明於七月十九 日刊登報紙廣告後，即已在形式（非自立報系記者佔多數，且橫跨報紙、雜 誌電視台、電台等媒體）與實質（討論議題相當廣泛）上脫離、超越自立事
件的範圍，而將目光集中於自立事件所突顯的「內部新聞自由」議題。

　　組織化的方向是這群跨媒體新聞工作者面臨的首要課題，部份成員認為 可廣納社運、文化界關心媒體發展人士，以共同推動媒體改造議題；部份成 員則堅持必須確立新聞工作者的主體性，而以新聞工作者的橫向連結做為推
動媒體改造的核心力量。

　　結果後者成為此團體的共識，亦確立了此團體串連運作的方向。

「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聲明

　　「編輯部公約」理論是由小組成員蘇正平率先提出，其援引德國經驗証 明媒體資方與新聞工作者簽定此內部契約，才能確保新聞編採的獨立自主權
，因此跨媒體小組決定由自立報系成員先在該報系推動此項公約。

　　到了八月十七日，跨媒體小組進一步決定發起大規模「推動編輯部公約 運動」聲明連署行動，試圖首度向社會各界廣為宣揚此項理念；小組成員陳 銘城並提議在九月一日記者節當天舉行遊行，獲得其他成員一致贊同，而決
定擴大串連同業以同時推動連署及遊行。

　　在八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擴大工作會議中，台北之音電台台長徐璐、香港 明報駐台記者賴秀如、自立報系記者賀照緹等新成員建議跨媒體小組應予「 正名」，於是「九○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以下簡稱九○一小組）名稱因
運而生，並推舉李瓊月為召集人。

　　隨後九○一小組積極進行連署與遊行籌備工作，並且與傳播學者、傳播 科系學生、保持密切連繫與結盟關係，同時加強與資深新聞工作者的溝通互
動，打破不同世代新聞工作者間的距離。

　　值得注意的是，部份資深新聞工作者早在解嚴前，即有籌組新聞專業團 體以提昇專業地位、尊嚴的構想，但受限於主客觀因素而遲遲無法開展；九 ○一小組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資深新聞工作者的理想，但卻以更充
沛的實踐力加速理想的落實。

　　新一代年輕新聞工作者的反省、衝勁對資深新聞工作者形成一定程度的
刺激，從而使部份資深新聞工作者出面為九○一小組「背書」。

　　九○一小組的形成也衝擊傳播院校內部，部份傳播學者與九○一小組在 理論與實務上相互學習，部份傳播院校學生更因而組成跨校性組織（註四）
，反省其做為「記者預備隊」的角色認知與社會參與、媒體改造等議題。

三、行動團體：九○一新聞自主小組

「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

　　最後九○一小組成員決定基於記者節的重要象徵意義而不畏風雨走上街 頭，在九月一日這項台灣有史以來首度以新聞工作者為主體的遊行中，四、 五百位各界人士（新聞工作者佔二、三百位）冒著風雨走完全程，並於遊行 結束後在立法院召開「催生新聞專業組織」記者會，當場獲得一百六十餘位
新聞工作者簽署擔任發起人，為這項台灣新聞界創舉寫下圓滿句點。

　　九○一遊行的三大訴求是：

一、落實內部新聞自由，
二、推動編輯部公約 ，
三、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九○一小組的想法是：「內部新聞自由」議題是當前台灣媒體改造的重 要面向，也是外界忽略或不容易著力的領域，因此新聞工作者應優先選擇此 領域奮鬥；而「編輯部公約」是落實內部新聞自由最有力的行動，新聞工作 者的編採自主權才能因而確保；至於「新聞專業組織」則是推動編輯部公約
運動的基地，藉由自主性新聞專業組織來爭取提昇專嚴與地位。

　　九○一小組在此期間面臨的兩難格局，主要是「正名問題」與如何堅持 「主體性」，前者的社會背景是外界仍頻頻將九○一小組提出的新聞自主公 共議題化約、等同為「自立事件」；後者的焦點則在於遊行的動員幅度，是 要廣邀各界人士參與以壯聲勢，還是堅持以新聞工作者為主而不計較人數多
寡。

　　關於前者，九○一小組除了努力在地下電台等管道澄清，只能設定以日 後行動來証明其超越自立事件的公共層次；至於後者，九○一小組決定以新
聞工作者為遊行最主要骨幹，以期在遊行結束後走更長遠的路。

催生新聞專業組織行動

　　這段期間九○一小組的重要行動如下：

十月二日：	召開第一次新聞專業組織研討會，由小組內部邀請資深 記者、傳播學者、工運人士廣泛討論專業組織的定位與 功能。
十月十五日：	於台大校友會館擴大召開第二次新聞專業組織研討會， 邀請自立早報總編輯蘇正平、中國時報總主筆俞國基、 聯合報記者董智森、公共電視製作人馮賢賢、中國時報 記者林照真、自立晚報記者彭琳淞、工人立法行動委員 會召集人鄭村棋等人參加，傳播學者李金銓等人到場表 示支持。
十月二十二日：	九○一小組決議成立章程、活動、調查研究、總務 等四個工作分組，加速推動新聞專業組織籌備工作；原 召集人李瓊月推薦何榮幸接任召集人，獲得無異議通過 。
十月二十九日：	中央日報記者蘇諍向九○一小組尋求協助後，九○ 一小組決議協助處理蘇諍要求復職案；九○一小組並開 始調查、關切公共電視員工拒簽署著作權契約案。
十一月五日：	「蘇諍案調查報告」出爐，九○一小組認定中央日 報不合理解雇蘇諍（註六）。
十一月二十六日：	九○一小組邀請台視主播方念華說明其辭職風波， 並且完成「陳建佳案調查報告」，認定民眾日報新竹記 者陳建佳遭社方不合理調職。
十二月五日：	楊汝椿、何榮幸、蔡崇隆、陳香蘭等四人代表九○ 一小組赴中央日報遞交「我們抗議蘇諍遭受不合理的資 遣」聲明。
十二月十五日：	「九○一通訊」第一期出刊五千份，廣泛發放至北 中南各媒體、傳播院校，並獲得各界人士鼓勵、索閱、 捐款等迴響，同業間亦提供其他有關新聞工作權及新聞 自律之檢舉案例；其後因供不應求，而於二十日後再版 加印二千份。
十二月十九日：	章程小組經過八次會議討論後，完成「台灣新聞記 者協會」組織章程草案，其後並經九○一小組多次討論 後定案。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自立報系發生疑似「秋後算帳」的「呂東熹調職事 件」，九○一小組立即向自立社方、工會、當事人查詢 相關過程後，發佈新聞對呂東熹表示聲援。
十二月二十九日：	九○一小組赴台中市進行專業組織籌備中部說明會 ，與中部新聞工作者熱烈交換意見。
一九九五年
一月五日：	繼立委周荃同意將「訂定編輯部公約」條文列入公視法 草案後，九○一小組再度遊說立委謝長廷並獲其應允支持。
一月十日：	「九○一通訊」第二期出刊。

　　在不斷的行動中，九○一小組也不斷遭遇新的課題，其中引起最多爭論 的是專業組織的定位與發展路線，而有所謂的「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
之分，這方面的爭議與解決將在下章中詳述。

　　另一項重大挑戰在於台灣社會對「內部新聞自由」、「編輯部公約」等
名詞的陌生，以及社會各界對於新聞自律的迫切需求。

　　由於台灣媒體界長期「報報相護」、「家醜不外揚」的性格，使得九○ 一小組多面向的行動中，除了九○一遊行得到部份媒體的報導，其他行動與 訴求完全缺乏能見度，「九○一通訊」的發行與小組成員頻頻赴地下電台宣
揚理念雖具一定效果，但與社會各界的對話仍嫌不足。

　　尤有甚者，社會各界更時常將自立報系員工進行的「票選總編輯」活動 等同於「編輯部公約」，不但窄化了編輯部公約的精神，更使各界誤以為票 選選總編輯是實行編輯部公約的唯一方式，而不了解由新聞部員工與資方協
商簽定的編輯部公約將因不同媒體特性、需要而有不同內部。

　　台灣社會期待記者先做到「自律」再來談「權益」，則是九○一小組自 我澄清反省的重點，九○一小組成員一方面以行動展現自律決心，另一方面 更試圖說明唯有爭取新聞編採自主權，民眾「知的權利」才能獲得確保，因 為新聞工作者這部份的「權益」具有公共性質，落實這種權益是社會進步不
可或缺的一部份。

四、過渡階段：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籌備委員會

專業主義ＶＳ工會路線

　　籌委會於當天隨即推舉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為召集人、香港明報駐台記 者賴秀如為發言人、工商時報編輯邱奕嵩為總務，並分別成立章程、文宣、
調查等工作小組。

　　台中有線電視台採訪主任李永萍、高雄傳播學院院長陳申青等人加入籌 委會陣容，使得籌委會更能考量到台灣南北新聞環境的差異；而中時報系攝 影記者林少岩、蕭嘉慶、工商時報編輯邱奕嵩、中央社編譯樊劍萍兼工會常 務務理事、ＴＶＢＳ電視台採訪組副組長詹宜怡、綠色和平電台新聞性節目 主持人林美挪、自立報系記者兼工會常務理事王幼玲等人的加入，則使籌委
會更具各類型新聞工作者的代表性。

　　至於工運界人士鄭村棋、吳永毅、陳素香（註七）等人的加入籌委會， 則曾在記協發起人大會上引起爭議，部份發起人認為記協應包含各界認同媒 體改造者，部份發起人則堅持記協成員應單純為現職新聞工作者；九○一小 組召集人何榮幸則傾向在籌備階段仍宜廣納各界建言，因此發起人大會無異
議推薦出包含非現職新聞工作者的二十五位委員。

　　而此項爭議必須追溯到先前九○一小組已多次出現的「專業主義」與「 工會路線」之爭，兩種理念激盪的具體指標，在於設定記協的成員應限定為
現職新聞工作者、或是具有相同理念者即可加入。

　　在九○一小組的多次章程小組會議、全體會議中，涂建豐、李瓊月、彭 琳淞、蘇正平、郭淑媛、賴秀如等人傾向所謂的「專業主義」定位，亦即記 協在現階段雖應正視新聞工作權的保障，但其發展方向應朝向提昇新聞專業 地位努力，其成員應限定為限職新聞工作者，並在成立後與其他關心媒體改
造團體形成「外部結盟」關係。

　　楊汝樁、馮賢賢等人則傾向所謂的「工會路線」，亦即新聞工作權保障 應為記協最重要的目標，記協發展方向可定位為工運團體性質，成員不應只 限於現職新聞工作者，使新聞工作者與其他志同道合者形成「內部合作」關
係。

　　固定擔任會議主持人的何榮幸雖較少表達個人意見與參加表決，但其傾 向於「以協會之名行工會之實」的路線，亦即同時致力新聞工作權與提昇新
聞專業，而以實際行動來檢驗記協是否能同時滿足這兩種期待。

　　經過多次熱烈激辯，九○一小組終於形成傾向專業主義的「多數意見」 與傾向工會路線的「少數意見」，而決定在記協章程草案中加入「勞工關係 組」的設計，彰顯記協成員雖限定為現職新聞工作者，但其組織設計卻同時
兼顧工會功能，並與各媒體工會、工運團體形成密切合作的結盟關係。

　　九○一小組成員並未強制形成「共識」，而是不厭其煩地一再溝通、釐
清成員間的想法，並且在激辯、合作過程中形成堅實的互信默契。

快馬加鞭籌備記協

　　而其於兩個月左右的主要籌備工作重點如下：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籌委會決議於三月二十九日舉行記協成立大
會，在此之前完成章程草案修正及出版刊物。

　　二月十二日：籌委會決議以三月十日為記協創會會員入會申請期限，凡 於三月十日前填寫申請表，經籌委會審核通過，並於成立大會繳交會費者，
始得於成立大會當天享有選舉、被選舉權。

　　二月十七日：籌委會決策小組決議，在籌備期間暫不擔任「黨政軍退出
三台運動」共同發起團體，但成員可以個人名義協助三退聯盟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籌委會促成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與前「新新聞」記者林
瑩秋之溝通會。

　　三月十二日：籌委會積極籌組記協律師團與進行造冊事宜。

　　三月二十日：籌委會通過成立大會議程，並重新界定成立大會當天「發 起人」與「創會會員」之區別，所有接獲開會通知的發起人與當天到場者，
只要填寫入會表格、繳交會費，皆為記協創會會員。

　　三月二十六日：籌委會完成記協章程草案最後修正。

　　籌委會在界定記協成員資格時，又面臨了一些難題：應不應該如同部份 新聞專業團體般（如香港記者協會），限制具資方代言人色彩的媒體一級主
管入會？應不應該包括傳播學者、傳播科系學生等非實務界人士？

　　在多次討論釐清後，記協走上「成員單純化、組織設計結盟化」的組織 化方向，亦即以英文的Journalists 廣義代表記者、攝影、編輯、自由撰稿
、專欄作家等傳播實務界人士，並以此作為記協成員範圍。

　　而具有人事任免權的媒體一級主管在此界定下雖可入會，卻在記協自主 性的考量下，被限制不得擔任記協會長職務；記協的十一位執行委員中，也
規定一級主管所佔比例不得超過五分之一。

　　籌委會多數意見認為，以往台灣新聞團體、工會多遭資方把持操控，以 致於功能不彰，對提昇新聞專業尊嚴、保障工作權並無助益，因此記協在現 階段應對媒體一級主管的參與採取「歡迎但有所限制」的態度，直到這種具
有現實基礎的疑慮消除後再修改章程完全平等對待。

　　另外籌委會是以常設的「校園事務組」設計，來要求記協與傳播學者、 傳播科系學生保持合作關係，使傳播實務界時時接受來自理論界的監督、建
議與合作，但「記者」協會本身則維持成員單純化。

五、雙重期待：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

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的組織化運作

　　記協成立大會當天約有近百位新聞工作者參加，其中六十七位當場繳納 會費，成為記協創會會員，其間雖曾發生鄭村棋、陳素香等非現職新聞工作 者能否入會爭議，但在鄭村棋等人以台灣工運雜誌社名義申請入會，且現場 多數會員主張「認定從寬」的情況下化解；九○一小組、記協籌委會一路行
來，由這六十七位新聞工作者開啟另一個嶄新格局。

　　記協第一屆執委會隨即在成立大會結束後召開第一次會議，並且推舉出 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為創會會長、香港明報駐台記者賴秀如及聯合晚報記者 楊汝樁兩人為副會長；章程規定執委會每月至少開會一次，紀律組、媒體調 查組、勞工關係組、校園事務組、研究發展組、財務組召集人則由會長提名
經執委會通過，記協從此展開組織化運作。

　　如同一般甫成立而欠缺資源的社會團體，記協的會務推動一開始就不可 避免地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記協的會員雖然漸次成長，在成立後半年左右即 已突破兩百人，但其運作仍賴不到十個人的大力投入；記協會務在少數人的 熱情付出下雖然漸上軌道，但這種無給職的犧牲奉獻如何能吸引更多人投入
，則已成為記協成立初期的重要課題。

　　每位會員繳納的兩千元（一千元入會費、一千元年費），則成為記協最 主要的經費來源，但隨著記協活動的增加、刊物的頻繁出刊、甚至於製作電 視節目（註九），使得記協必須積極進行募款；然而記協章程的精神是只接 受小額捐款（個人每年十萬元、團體每年二十萬元以下之捐款），記協又必 須謹慎避免以記者的「特權」身份向新聞對象募款，因此募款工作也成為記
協必須委協解決的難題。

新聞倫理公約運動

　　記協在設立「記者保護基金」、參加「五二○媒體改造大遊行」、關切 聯報記者盧德允涉嫌洩露軍機案、參加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審議公聽會等行動
後，於七月份開始進行與各地新聞工作者的串連。

　　在完成「新聞倫理現況」問卷調查後，記協在七月二十二日於高雄市舉 辦座談會、七月二十九日於台中市舉行座談會、八月三日與四日在台北市舉 行公聽會，四場討論會下來，不但強化了在九○一小組時期與中南部新聞工
作者初步建立的關係，更使得十二條「新聞倫理公約」條文因運而生。

　　記協在與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對談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北部記者與中南 部記者在關心的議題、切身的利益、面臨的挑戰等各方面皆呈現巨大差異， 因此記協雖是全國性的新聞專業團體，但初期僅保持誠懇了解各地新聞工作 者處境的態度，以及尋求彼此合作呼應的可能性，而未積極規劃於各地成立
分會。

　　也是在不斷行動的過程中，記協成員充分感受到大多數新聞工作者對於 記協仍維持「觀望」態度，新聞同業對於記協基本上樂觀其成，但對於記協
的代表性有所質疑，對於參與記協的行動更是多所保留。

　　記協成立後，新聞界初期看待記協的態度可以說是：少數人被感動而主 動參與記協活動，大多數人則觀望記協「可以為記者做些什麼？」、「能不 能保障記者權益？」、「是不是只會進行抗爭的社運團體？」、「參加記協 會不會影響我的工作？」；而記協則決心以行動來証明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

六、戒慎前行：掌握契機站穩腳步

新聞界反暴力威脅聲明全國串連

　　七月底台中市聯合報記者蔡政欣、台灣時報記者包克明兩位新聞同業遭 不明歹徒伏擊受傷事件，在記協的高度關切下，迅速成為一九九五年記者節 前夕最重要的新聞議題，記協先後在台北向警政署、在台中向省警務處抗議 ，並且當機立斷將反暴力威脅這項公共議題提昇至全國連署層次，形成台灣
新聞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全國性連署行動。

　　記協把握住此契機，一方面鼓動向來冷漠、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狀態的 媒體高層主管，使其出面擔任此項連署發起人，結果成效卓著，包括中國時 報總編輯黃肇松、聯合報總編輯張逸東、自由時報總編輯林健煉、自立早報 總編輯蘇正平、工商時報總編輯張水江、經濟日報總編輯盧世祥、民眾日報 總編輯李旺臺、台灣時報總編輯黃東烈、新新聞雜誌發行人司馬文武、黑白 新聞週刊社長李永得、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財訊雜誌總編輯陳浩等二十 位台灣新聞界領導人士皆成為發起人，部份發起人並提供公益廣告版面及捐
款。

　　而另一方面，記協的連署觸角延伸至各縣市，短短兩週密集聯署結果， 全國共有二千零六位新聞工作者連署，其中報紙類為一千四百七十六人、電 子媒體類為二百七十九人、雜誌類為八十一人，其他則為一百三十八人；連 向來被形容為封閉保守的三家電視台，合計亦有七十九人參加聯署，記協最 後在九月一日記者節當天將此兩千零六人連署書送進行政院，並且向行政院
抗議未扼阻暴力威脅侵害言論自由。

　　這項大規模連署行動及連串抗議行動打響了記協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 ，上述行動使得記協與大多數心存觀望的新聞工作者有了更進一步的關聯， 這種關聯雖然還不足以讓這些新聞同業立刻加入記協，但卻已使這些新聞工 作者對記協的行動採取肯定與支持的態度，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解除其原先對
於記協的疑慮。

　　連串反暴力威脅行動使剛成立的記協站穩了腳步，也使記協向下紮根的
組織化方向出現良好的開始。

向紅包文化說再見

　　記協事後的深切反省，體認到議題與同業反應的高度互動關係：如果記 協行動的議題未牽涉到同業的既得利益，則同業的迴響相當明顯；如果記協 的行動觸犯到既得利益，那怕這些既得利益與新聞專業倫理多麼不相容，在
現階段也頂多贏得各界的稱贊，卻無法獲得新聞同業間的高度支持。

　　紅包文化在台灣社會早已是既成的事實，對於部份新聞工作者來說，新 聞對象的贈金、贈禮更已是新聞工作「理所當然」的一部份，這與所有的新
聞記者皆反對暴力威脅截然不同，在現實環境中也導致不同的推動成效。

　　記協因而更加了解，在對抗既得利益方面，新聞界的自省可能比台灣社 會大多數領域還要困難；而在串連各地新聞工作者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也需 慎重選擇議題，其原則固然必須彰顯理想性與道德性，但策略上卻可採取階 段性作法，來漸進贏得新聞工作者的普遍認同，同時又能逐步掃除新聞界的
積弊。

七、行動哲學：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行動與反思

記協分會與工會結盟

　　在內部擴張方面最重要的進展，是嘉義縣新聞同業於十月二十二日正式 成立「嘉義縣外勤記者聯誼會」，除了邀請記協正副會長何榮幸、賴秀如出 席此項地方自主性新聞團體的成立大會，高達九成的聯誼會成員更表示願意
加入記協，並且成為記協的嘉義地區分會。

　　為了尊重「嘉義縣外勤記者聯誼會」的自主性發展，何榮幸在其成立大 會上表示，對於該會成為記協分會的可能發展樂觀其成，但現階段建議該會 先以目前名稱運作，在更加凝聚成員對於該會功能、發展方向的共識後，如 果多數成員仍認為以記協分會形式運作更為理想，則非常歡迎該會成為記協
分會。

　　其後記協內部在討論設置分會議題時，多數意見也持樂觀其成態度，但 考量到記協章程並無分會專章，對總會與分會的定位、彼此關係尚缺乏全盤 設計，因此現階段仍傾向支持「嘉義縣外勤記者聯誼會」及其他有意願成為 記協分會的團體自主性運作，與記協維持良好的結盟關係，未來再進一步考
量成為總會與分會的親密關係。

　　而在組織外部的結盟方面，由於自立報系在十月三日發生違法調動工會 幹部袁孔琪事件（註十），使得記協與自主工聯、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大傳 媒體工會聯合會、自立報系工會等工會團體進行聯合聲援行動，進一步促成
彼此的合作關係。

　　在具體行動的搭配上，記協負責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邀請自立資方、 袁孔琪、法律學者、傳播學者、工會團體代表等當事兩造與各界人士發表意 見，以做為袁孔琪日後可能進行司法訴訟的有力証詞；其他工會團體負責分
別策劃赴自立報系抗議等活動，記協則充分配合相關行動。

　　也就是說，在記協成立過程中出現的「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爭議 ，已透過記協成立後的實踐經驗，達到某種程度的兼容並蓄：記協一方面致 力於「新聞倫理公約」運動等彰顯專業主義的行動，一方面透過「記協會訊
」的報導及與各工會團體的結盟，以行動証明對新聞工作權的高度重視。

　　記協正是以這種「行動哲學」來同時承載台灣媒體環境對於專業主義與 工會路線的雙重期待，試圖以具體行動銜接兩種理論推至極端所產生的鴻溝
，並且以具體行動來接受各界的批判檢驗。

　　從九○一小組到台灣記協的成立，映照出一個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從無 到有的艱辛過程，其中投注了台灣新一代新聞工作者的無比熱情，也背負了 台灣社會不滿意媒體環境所產生的期待；而台灣記協秉持「行動哲學」所欲
開創的新路，現在才剛剛開始邁出腳步。

1995.11.27 完成初稿
本文原發表於政大新聞系《新聞學研究》52期

備註